为理想奋斗的乔治·坎宁为什么称为百日首相?乔治·坎宁的生平简介

  乔治·坎宁(George Canning,1770年4月11日—1827年8月8日),女演员之子,英国杰出的外交家,他一反前任卡斯尔雷子爵的欧洲协调原则,抛弃了神圣同盟,承认了南美各国的解放,自诩用新世界来平衡旧世界,他支持希腊独立运动,1827年当了100天英国首相后就病逝于任上。

  人们对坎宁的身世是否很体面这一点存有疑问。情况是这样的。坎宁的先世居于英格兰,但在十七世纪初移居到爱尔兰。他的父亲(也叫乔治·坎宁)是从爱尔兰来到伦敦的。在此之前,由于她与一个女人的不幸关系曾在家庭中引起一场小小的争吵。他每年只有150英镑的补贴,对一位绅士来说,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。为了偿还债务,而变卖了家族的宅第和继承得来的遗产,他为报刊撰写文章,并娶了一个漂亮的爱尔兰姑娘玛丽·安妮·科斯特洛。他在坎宁一岁的时候撒手人寰。坎宁的母亲,在丈夫去世后去了当舞台演员,但没有走红。在当时的社会来说,这并不是一项尊贵和受人尊敬的行业。她曾同一个演员同居。这个演员是个无赖,他遗弃了她,并把他的儿子乔治送上了“通往绞刑架的道路”。玛丽·安妮又找了一个朋友,并同他生了几个孩子。

  不过,乔治有一个很有钱的叔叔,名叫斯特拉特福德·坎宁,是一位银行家。他的叔叔救了他,并让他象一个出生名门的青年人那样接受传统教育,除了定期提供他生活费,又供养他上学读书。与此同时,他母亲再此接了婚,这次是一个名叫理查德·胡恩的丝绸商,他也当上了演员。玛丽·安妮始终是令他儿子感到担忧的一个原因。坎宁在1781年转读伊顿公学,后在1787年入读牛津大学的克赖斯特彻奇学院上学。在大学里,他是十分活跃的份子,他组织了辩论会,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辩论者。又主编过一种校刊---《微观世界》,他得以用50英镑的价格向一位发行人售出了该刊的版权,显而易见,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孩子。至于他的看法是否处于真心,是否具有年轻人在从政时所必不可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坎宁的才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自己。人们嘲笑他的才能,记着他那位当演员的母亲。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爱尔兰人。他是伦敦爱尔兰俱乐部的成员。另外,他在大学和不少人结成了好朋友,例如有利物浦勋爵、格兰维尔·勒文森-古尔和约翰·胡卡姆·弗里尔,还有他叔叔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,外交家,土耳其问题权威斯特拉特福德子爵等等。坎宁在1791年夏天取得文学士学位,翌年取得律师资格,并在1794年7月6日成为文学硕士,但他真正的志愿是当政治家。

  斯特拉福·坎宁是辉格党的支持者,所以早在1780年代,他便介绍坎宁给查尔斯·詹姆士·福克斯、埃德蒙·伯克和理查·布林斯里·谢里敦等辉格党员认识(其中谢里敦和坎宁更结成了毕生好友)。可是,坎宁清贫的家境与微薄的财力,显得他在辉格党的政治前途非常暗淡,因为辉格党的领袖们,都是一些抗衡君主的富有贵族和地主。再者,当1790年代初爆发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以后,坎宁变得更为保守。

  坎宁在真正涉足政治的时候,他选择了保皇的托利党,某些批评他的人认为这种变化太突然了:背叛变节早已司空见惯,谁也不想去抨击这种行径;但是这类例子却是前所未闻;一个学生也会改变他的面孔。据说(沃尔特·司各特爵士就说过),一天,激进分子戈德温在舰队街拜访了坎宁。他对坎宁说,当革命到来时,英国的政治激进派想让他当领袖。人们还说,这一可怕的前景迫使他投入了托利党的怀抱。当时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,由于欧洲大陆发生的事变,托利党变得更加保守,而辉格党则分裂为两部分人:一部分虽然没有宽恕恐怖时代,但却容忍了法国革命(如霍兰勋爵),激进的查尔斯·格雷勋爵要求进行改革运动;另一部分则被这场革命吓破了胆,如埃德蒙·伯克,应该说,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仇视对坎宁有深刻的影响。

 

 翌年,利物浦伯爵中风了,情况严重,而且很明显,他绝不能康复了。托利党中的右翼可怕的认识到,坎宁是最可能的继承人。坎宁肯定会力促天主教徒的解放。在此问题上,他同托利党的半数人有争执。在这种情况下,托利党中的右派强烈要求国王任命威灵顿。坎宁的反击毫不含糊,“先生,你父亲摆脱了辉格党的控制。我希望陛下你将不再受到托利党控制之苦。”国王的脸红了。“要是那样我就不是人。”他说。

  1827年,坎宁在57岁时出任首相。当时他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了,靠服鸦片酊度日。同时,他也遇到了麻烦。自从维罗纳会议以来,威灵顿一直对他抱有恶感。在那次会议上,威灵顿作为英国的代表,被迫违心的执行坎宁的政策。当时,欧洲各君主国为了帮助波旁王朝,决心出兵西班牙。威灵顿是赞成这个计划的,但他却承担了令人烦恼的任务;英国将不参加这一干涉。因此,威灵顿感到耻辱。现在,他拒绝在坎宁领导的政府中任职。更有甚者,他辞去了总司令的职务。罗伯特·皮尔也不愿意担任职务。同时间,利物浦勋爵的五名内阁官员,和40名初级官员也不愿追随坎宁,组成新政府。在当时,托利党已出现了严重分裂,分成了“高级托利派”(又称极端份子,)和温和派,当中,只有温和派支持坎宁。坎宁发现自己难以组成政府,便唯有邀请辉格党成员加入政府,其中包括兰斯多恩侯爵等人。在新政府不讨论有关国会改革的议题由于任用辉格党人,坎宁给自己制造了新的困难。坎宁反对国会改革,而辉格党则支持改革,很久以前曾受过坎宁欺压的查尔斯·格雷勋爵,使坎宁受尽凌辱。天主教徒解放问题被迫搁置起来,他提议修改谷物法的主张也受到挫折。

  他在对外事务方面比较成功。为了援救正在为反对奥斯曼帝国、争取独立自由斗争的希腊人,他同俄国和法国结成了联盟,这一联盟达到了它预期的目的,土耳其舰队在纳瓦里诺海战被摧毁了。当这一消息传到英国时,坎宁已经与世长辞了。

  多年来,他的健康每况愈下,在温莎参加约克公爵的葬礼而着凉后,他的病急剧恶化了,由于非常痛苦的腰部风湿痛折磨着他,他住进了奇克奇的德文郡公爵的别墅(巧合的是,福克斯于21年前在同一所房间逝世)。1827年8月8日,他在那里去世,正好当了100天的首相。他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。他的遗孀被封为女子爵。威灵顿公爵写道:“坎宁先生若是晚些去世,好处可能更大,不过他的去世仍然是一大幸事。”

  坎宁担任首相的时间比其他所有的首相都要短,他是一个集各种观点于一身的奇特人物---在诸如对外事务和天主教徒解放问题上,他是一个开明派,但在处理日益高涨的社会动乱浪潮时,他采取的是一位传统的托利党人的做法。正如格雷维尔所说,他本来可以控制变革的浪潮,但是,“白痴一样的托利党极端分子用他们的疯狂、愚蠢的敌对行动把他逼死了。”他去世前的几周曾说过:“我们正处于财产和人口之间进行一场重大斗争的边缘。”只有制定一项最开明的法案,这种斗争才能避免。舞台已准备就绪,改革之戏剧即将开演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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